棋开始了。上千人不再出声儿。只有自愿服务的人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地用话传出棋步，外边儿自愿服务的人就变动着棋子儿。风吹得八张大纸哗哗地响，棋子儿荡来荡去。太阳斜斜地照在一切上，烧得耀眼。前几十排的人都坐下了，仰起头看，后面的人也挤得紧紧的，一个个土眉土眼，头发长长短短吹得飘，再没人动一下，似乎都把命放在棋里搏。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上联是：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下联是：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还有横批：惠心勿问。
四下里自然要请大爹唱，大爹笑了，笑纹不再收回去，慢慢地说：“有对才好。”回身请了一个婆婆。那婆婆竟面若桃花，轻轻盈盈地出来，擦一把泪，请大爹起。 大爹合了眼，发一个长音，万人立刻静下来，天似乎也退远了。大爹久不运嗓，粗粗嘎嘎，情韵风趣却在：
“你是山上的枇杷树
我去坡首挖了来
将你做成个土琵琶
一天到晚抱在怀”
四面山上早轰出一片彩来。看那婆婆，女子到底不一样，也是一个长音，尚存清亮，四面先就喝彩，婆婆早有了对：
“我是山上的枇杷树
根根须须石首埋
莫说做哪样琵琶梦
挖个石卵怀中抬”
四面山上又轰出一个好来。年轻人都呆了，想不到老人们当年这样风流，人老了，调情依旧，更显老歌一股风韵，醇厚幽默，当下就有人记住会了。 大爹不在意输赢，又与其他几个人对了几首。婆婆们脸上泛光，万人面前，荣耀至极。随婆婆们来的儿孙们，也被人围着，象是什么都知道，指手划脚，得意非凡。
太阳东边升
太阳西边落
好着哩
石头热我脚
爬过山窝窝
高着哩
柴禾翻山找
水要回家喝
难着哩
挖个金蛋蛋
回家叫老婆
快着哩
啊嘿嘿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若将“郡县”改为“君主立宪”，也就真是一个新中国，因为这制度到底还没有过，可惜未成。这之前四年的甲午战争，搞了三十年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日本军舰刚刚换了新锅炉，节速比北洋水师军舰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实力。被动开战，则我旧中国人民不免眼睁睁看到了清廷海军的覆灭，留学英国回来的海军军事人才的折损。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要大，日本二十四年前才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戊戌”之后清廷一九零零年相应变法，废除科举，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改定官制，准备推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倒也按部就班。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经容闳上议，清廷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费留学生，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学成回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容闳自己则是一八四七年私费留学美国，入了美国籍，再回上海做买办。曾国藩委派他去美国买机器，他则建议清廷办合资公司。你们看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些拿了绿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有“古典”可寻的。
你们若有兴趣，翻翻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运动”史，对近代百年真是逐个儿清算。 举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为例，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蔡元培胡适之梁漱溟俞平伯再到储安平齐白石，各色人等，正是大陆的近当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一梦，好画毛泽东“最新最美的图画”。 齐白石先生幸亏在新中国逝世得早，否则一九六六年有他的好看。 我家离北京宣武门外的琉璃厂近，小时候常去逛，为的是白看画。六十年代初，荣宝斋挂过一副郭沫若写的对联，上联是“人民公社好”，下联是“吃饭不要钱”，记不清有没有横批，总之是新得很超现实。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吃饭不要钱？ 六四年齐白石先生的画突然少了，几乎没有。听知道的人说，有个文化人买了齐白石画的一把扇子，回去研究，一面是农田里牧童骑牛，另一面题诗，最后的一句“劫后不值半文钱”，被认为是齐白石攻击土地改革的铁证，报到上面内部定案，于是不宜再挂齐白石的画。 到了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横扫的了，还是要横扫，竟持续了十年。
一九九四年我和几个朋友退职到社会上搞私人公司，当时允许个体户了，我也要透口气。其中一个朋友，回家被五零年代就离休的父亲骂，说老子当年脑袋掖在裤腰上为你们打下个新中国，你还有什么？你还自由得有边没边？ 我这个朋友还嘴，说您当年不满意国民党，您可以跑江西跑陕北，我现在能往哪儿跑？我不就是做个小买卖吗？自由什么了？
道德是一种规定，道变了，相应的德也就跟着变。
常有人将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混说，“家”是哲学派别。 留传下来的儒道哲学既然有很强的实用成分，那么“教”呢？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写过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其中的一段杂感是：“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这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好懂，而且我也是具有“如此跃进”想象力的人，不必短袖子。现在全裸的图片太多，反倒是扼杀想象力的。 可是“不憎道士”的一段，我却很久不能懂。终于是在二十岁里的一天在乡下豁朗朗想通，现在还记得那天的痛快劲儿，而且晚上正好有人请吃酒。 什么意思？说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道教管理了中国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也因此历来世俗间暴动，总是以道教为号召，从陈胜吴广，黄巾赤眉，汉末张角一路到清末的义和拳，都是。不过陈胜那里用的还是道教的来源之一巫签。隋末以后，世俗间暴动也常用弥勒佛为号召，释迦牟尼虽是佛教首领，但弥勒下世，意义等同道教，宋代兴起一直到清的白莲教，成分就有弥勒教。 太平天国讲天父，还要讲分田分地这种实惠，才会一路打到南京，而洪家班真地模仿耶教，却让曾国藩抓到弱点，湘军焉能不胜太平军？
悲，欢，离，合，悲和离是净化，以使人更看重欢与合。 可以说，中国的世俗实用精神，强顽到中国从传统到现实都不会沉浸于宗教，长得烦人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为教义而起的战争。 中国人不会为宗教教义上的一句话厮杀，却会为“肏你妈”大打出手，因为这与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缘的秩序有关，“你叫我怎么做人”？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毫不抽象。 中国古代的骂阵，就是吃准了这一点，令对方主帅心里气愤，面子上挂不住，出去应战，凶吉未卜。我在乡下看农民或参加知青打架，亦是用此古法。
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颓丧。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为什么？因为女子有母性。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
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来中国，那时将“耶稣”译成“爷苏”，爷爷死而苏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复活的奇迹，真是译到中国人的心眼儿里去了。
例如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
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内地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话。杭州在浙江，杭州话却是北方话。北宋南迁，首都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转成了南宋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想来杭州话会是宋时的河南话？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中国读书人对世俗的迷恋把玩，是有传统的，而且不断地将所谓“雅”带向俗世，将所谓“俗”弄成“雅”，俗到极时便是雅，雅至极处亦为俗，颇有点“前‘后现代’”的意思。不过现在有不少雅士的玩儿俗，一派“雅”腔，倒是所谓的媚俗了。
说起来自己这几十年，恶的经验比善的经验要多多了，自己亦是爬滚混摸，靠闪避得逞至今。所谓“俗不可耐”，觉到了看到了也是无可奈何得满胸满腹，再想想却又常常笑起来。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就要说到“想象力”，但想象力实在是做艺术的基本能力，就像男子跑百米总要近十秒才有资格进入决赛，十一秒免谈。
讲哲学，庄子用散文，老子用韵文，孔子是对话体，两千年来，汉语里再也没有类似他们那样既讲形而上也讲形而下的好文章了。现在是不管有道理没道理，都叙述得令人昏昏欲睡。间或有三两篇好的，就一读再读，好像多读就会多出几篇来。
犹太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笑了。其实上帝一思考，人类也会笑，于是老子说“天地不仁”，“不仁”就是不思考。
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唐朝的李氏皇族，也不是汉人，而是西亚的血缘，毛发是卷曲的，所谓“虬髯”。由西亚人做统治者，风气当然是爱好歌舞，性格开放。《教访记》记的是公元八世纪唐玄宗时的事，也就是中国人常常称道的“开元”、“天宝”遗事。这个玄宗皇帝李隆基，让中国狂欢了四十多年。 玄宗宠爱的大诗人李白，亦出生在西亚的碎叶，即现在的原属于苏联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玛克。他的诗颇多酒神精神，我常觉得他的有些诗是弹“东不拉”伴奏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明显是汉风。李贺的诗亦是要以“胡风”揣度，其意象的奇诡才更迷人。 当时势力最大的军事将领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波斯人混血，史思明则完全是波斯人。安禄山自己会说多种胡语，镇守的河北，多为东突厥人。当时有人自不说汉语的河北回长安，预言安禄山必反。 我有不少江苏的朋友长边鬓胡子，蒙古人种是山羊胡子。作家叶兆言、苏童都是胡貌江苏人，剃掉头发，活脱标致罗汉。自古南方多胡商，福建泉州人就多阿拉伯人裔传。最古的中原人，大概是现在的苗人，所谓炎帝子孙。中华民族人种文化历史，就是“客”来“客”去的“客家”史，靠“书同文”贯串下来。 “五胡乱华”，左右瞄瞄，杂得很哪。
路过Rialto桥附近的书店，进去看Sergio先生。Sergio先生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全书是卡尔维诺虚构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有一处写到马可向忽必烈讲了许多城市之后，忽必烈说你讲了你从威尼斯一路来的各种城市，为什么不讲威尼斯？马可回答，我一说出口，威尼斯就不在我心中了，还是不讲的好。但是，我所讲的这么多城市，其实都是威尼斯。所以，我已经记不清威尼斯了。 这近似于中国禅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说出的即不是禅。中国人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语言的限制，庄子说，“得鱼忘筌”，打到了鱼，鱼篓子就忘掉。中国还有一句“得意忘形”，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有到了唐朝的禅宗，中国人对语言的否定才达于极端。中国禅宗的公案有数万个，正是因为禅认为世界是具体的，人类的话语不可能对应无限的具体，所以只好以一对一，以数万对数万，同时又用一句“说出的即不是禅”来警告：语言不等于语言的所指。
地龙：就是蚯蚓。乡下治头痛的偏方就是吃蚯蚓。另外，乡下女人若奶水不足，挖些蚯蚓来碾成浆涂在乳房上，可以催奶。
犹太人从十五世纪就开始进入中国了，后来有两支留在中原，一支留在河南，一支留在江苏扬州。开封的一支明朝时自称“一赐乐业教”，就是“以色列”教，也就是犹太教。他们的后裔差不多都汉化了，还有部分犹太人入了伊斯兰教，汉人称这一部分人为“蓝帽回回”。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叫AiTien的中国人求见传教士利玛窦，自称是犹太人，还记得一些希伯来文，但是因为忙于明朝的科举，没有时间看犹太教的经了。 十九世纪有一批巴格达、孟买、开罗的犹太人到上海，称为Sephardi犹太人，当时有三个犹太人在上海很有名，例如沙逊(Eliss David Sasson)，是个瘸子，一八四四年到上海做地产生意，上海人称“跷脚沙逊”。一九二零年他的孙子接班，一九二七年从孟买一次汇入上海八千五百万美金，建成“沙逊大厦”，如今还在，改名叫“和平饭店”。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有大约一千左右的俄国犹太人到上海。一九三八年以后，欧洲犹太人开始逃向上海，第一批一万八千人从德国、奥地利和波兰来，第二批四千六百人从波兰、立陶宛、巴尔干地区来。一九四五年，占领上海的日本人建成毒气室，还没来得及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于是犹太人开始向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移居，直到一九四九年初，上海还有十六万五千个犹太人，一九五三年剩下不到五百人，一九五九年只有一百人，一九八一年上海的最后一个犹太人去世，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犹太人移民中国史结束。
中国小说古来就是跟着世俗走的，包括现在认为地位最高的《红楼梦》，也是世俗小说。小的时候，院子里的妇女们没事时会聚到一起，一个识字的人念，大家听和插嘴，所以常常停下来，我还记得有人说林姑娘就是命苦，可是这样的人也是娶不得，老是话里藏针，三百六十五天可怎么过？我长大后发现“知识分子”都欣赏林黛玉。中国小说在“五四”以后被拔得很高，用来改造“国民性”，性质转成反世俗，变得太有为。八十年代末，中国内地的小说开始回返世俗。这大概是命运？“性格即命运”，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当今最红的王朔，写的就是切近的世俗，嘻笑嗔骂，皆踊动鲜活，受欢迎是当然的，遗憾他没有短篇小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代学者都在解释孔子的这句话，以为大有深意。我看没有，非常朴素，一种直观的感叹。 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确实，想两次足够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最高境界即随便怎么做，其实都在规律里面。孔子以后的儒们讨厌在“不逾矩”，又不能从心所欲，于是偷着逾矩，是为伪。
窗外雨打无芭蕉
小鸟欲唱缺枝梢
饭罢闲坐全无事
忽放一屁惊睡猫
人世就是这样，会静静地突然想到忽略了极熟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忽然说，好久没有吃醋了，当即到小铺里买了一瓶山西老陈醋，坐在街边喝，喝得眼泪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