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4》来了么，这么快！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视本国以往历史无有一点价值，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我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文艺作品的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 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
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 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 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 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或许他过分单纯，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为了报答我，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他是养猪的，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晚间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 。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农民的语言，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他没什么文化，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另一方面，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他就抢过去，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辈子干这个的，没名堂；你从来没干过，一辈子读书写字，那才叫难！”
“你以为这场雪好大，巫宁坤？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那天那场雪。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大门被积雪堵死了。屋子里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乾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多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才叫一场大雪！”
1958年7月21日产假结束，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正好赶上“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我们没有搞“深耕”，也没有搞“小高炉”炼钢，却要延长上班时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那台我不久之前才学着用的大打字机上每天多敲打几个钟头。我打字不断出错，在蜡纸上错得更多。每次数过我的错误之后，小“左”分配给我更多的蜡纸活儿，好让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随着大跃进的不断升级，我们打字员也得不断加班加点。有一次，我在古老的打字机上一直敲打到深夜，我的奶水渗透了我的衬衣。有一位女同事向小“左”建议，不让我上夜班，结果领导上却批评她 “立场不稳，同情右派 ”。
在座的同志们都踊跃发言。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左”得可爱。最后，“小左” 请那位人事科的女干部做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怡楷的情况相当熟悉了。她犯了很多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但是没有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她以权威的口吻开始发言。“第一，她为极右分子爱人鸣冤叫屈；第二，她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第三，她隐瞒巫宁坤的反动言行，破坏伟大的反右运动；第四，她在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对政治学习进行消极抵抗；第五，尽管大家给了她大力帮助，到今天为止她还没和巫宁坤划清界限；第六， 她竟敢拒绝参加放卫星，表现出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第七，她利用在教师阅览室工作之便，把刊登政府关于劳动教养条例的报纸私自带回家，妄图从中找到漏洞，为巫宁坤翻案。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么我们的集体鉴定就放进她的档案。”
1959年秋季，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同时，中苏 关系破裂，“老大哥”逼债，不仅为那些苏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设的工厂，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以食物偿付。于是，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两。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山芋乾、山芋面、玉米面、高梁面。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 。猪肉和鸡蛋，起初少量定量供应，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
“呵，你太笨啦，爸爸！这首诗很好懂的。一个人年青时候离家，等到他再回到家里，头髪发已经白了。家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他，问他是从哪儿来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乌托邦，顾名思义，是永远无法实现，永远完成不了的。那位可怜的圣人，他为他的乌托邦付出了他的头颅。要是我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宁可搞出一个《哈姆雷特》的新译本。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莎翁的悲剧和丹麦王子铭心刻骨的受难和我同在。啊 ，‘丹麦是一座监狱！’”
那天正好是“七一”、中共的四十大寿。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国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从观礼台上遥望他踌躇满志向广场上狂呼“万岁”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又想起一年后他用“阳谋”坑害了无数知识分子，两年后又搞“大跃进”，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一座座新建的高楼正面悬挂着红彤彤的条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伟 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和公车上面有菜色的乘客、沿街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的橱窗，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起十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古城新都时犹如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土的感受。现在我觉得更像一个从死亡归来的游魂，我口袋里的保外文书把我和首都的芸芸众生划清界限。
当初关在农场，我还能靠自己劳改所得养活自己，每月还能省下几块钱。现在说起来是“自由”了，其实只是挨饿的“自由”。我成了怡楷“养的汉子”。要养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计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钱。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粮食定量、水电、家具租金、幼儿园学费、一丁医疗费、工会会费等等，就所剩无几了。 靠宁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们可以从黑市补充一些植物油、鸡蛋、红糖、大米，和少量猪肉。鸡蛋一般要卖六毛钱一个。有一个星期日，怡楷从外面采购回来，用一条手绢包着四个小鸡蛋。她高兴地说：“一块钱四个，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饭可以吃炒鸡蛋啦！”一丁高兴极了。没想到，她把鸡蛋往碗里打的时候，一股臭气冒了出来。一丁大叫：“好臭！好臭！”他妈急忙 出去，把臭东西倒进垃圾桶。“你这坏蛋！你这坏蛋！”她咕哝道，仿佛在责备一个看不见的人影。
1957年，我们左了，现在我们向右转。这要看情况而定。那天俄语组冒教授用我们党今天右的政策攻击昨天左的政策，我马上警告他：‘老冒，你小心点儿。也许明天你就会因为今天讲的话给揪出来。’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见过的可多啦。”
伏契克的《报告》，据说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种的英雄。
年底以前，全国的报刊大张旗鼓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我的母校西南联大的教授、明史专家。他 也是中共的“同路人”，“解放”后入党，近年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红极一时。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历史剧歌颂明代清官海瑞，而现在却被一口咬定是借题发挥，为被毛泽东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翻案。
牛鬼一个接一个病了，只有发高烧才能豁免劳改。有一天正午，大家又热又累，正盼着收工。郑彪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能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名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条粗绳子，哼哼唷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众牛鬼个个汗如雨下，声嘶力竭。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话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家连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慌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去拉一部板来，拉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
九月中旬一个晚上，我女儿一毛送来一大碗饺子，来祝贺我四十八岁生日。面对一个个玲珑剔透的饺子，我看出怡楷的手艺和心意，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还来不及吃，王大队长已经一个接一个把它们掰开了。 “王叔叔，你这是干什么？”一毛噘着嘴问他。“妈妈好费事把它们包得这么好看。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很对不起，一毛。上面的命令！检查里面是不是不是夹有纸条什么的。” “吃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嘛，毛毛。别跟妈妈说，”我赶忙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永远不会，”一毛慢吞吞地说。七年前，我唯一的女儿三岁生日那天，由她妈带着到清河农场来探监，那是她出世后第一次见到爸爸。现在，她是十岁的大孩子了，可以独自来探监，祝愿爸爸生日快乐，我大概也算得上“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
他也一本正经地答道：“老巫，我低头认罪。我儿子在家里也控诉我犯有同样的罪行。他经常让我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我就合着他，就如同他小时候我哄他玩儿一样。有一天，他命令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觉得他搞得太过分了。我说：‘你小时候，我从来没让你给我、给祖宗磕过头吧，有没有？这是老封建嘛。’他可乐了，他说：‘老封建，算你说对了！对你再合适不过 了，你是封建余孽嘛。用你教我的一句话，这叫做‘以毒攻毒’！别废话，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听了一惊，追问道：“老冒，你到底跪了没有？” “跪啦。我一想，‘六六’那天夜里，咱们几十人被赶到广场，在大庭广众之中罚跪。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一跪，又有何不可呢？二话没说，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等我爱人喊我们吃晚饭，我的腿已麻木得站不起来了。还是儿子过来扶起我。一家三口又坐到一起，吃了一顿我爱人做的好饭菜，儿子还给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哩。多荒唐的闹剧！”
白头髪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爷爷得意地说：“他才十岁，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我仔细一看，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可是，对老人家来说，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我们的小隔间里自得其乐，读几页《罗马帝国衰亡史》。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个下午，我重读吉朋笔下的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妙笔生花，叹为观止。朱某靠阴谋诡计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碰上一个沦落风尘的倡优却乖乖地束手就擒。西女登上大位之后，当政二十二年，为所欲为，朝庭内外闻 风丧胆。我不禁暗自惊叹：“红都女皇何其相似乃尔！”正在这会儿，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当天下午四时整将发布重要新闻。这条通告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背景有哀乐。我心里想：“这可新鲜。哦，哦，老头子翘辫子了。准是那么回事儿。”四点整，毛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那天是1976年9月9日。
全市街谈巷议的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上联是“小平小平为国为民”，下联是“江青江青是个妖精”。
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 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我们变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贵一样；或许我们变得谦卑一些，因为亲身体会过农民遭受的那么多贫困和苦难；或许我们从他们对生活无言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一个在苦难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样能够回馈他的养料。